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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yuse8:浅谈正犯与共犯的不同之处
2018-11-29 尚格法律人

摘 要:不作为的正犯共犯区分应当与作为的正犯共犯区分适用同一标准,多元区分标准说过于重视不作为与作为之间在存在论上的差异。我国刑法学不宜采用管辖理论。结果原因支配说在形式的机能二分说基础上增加了实质的考察,具有较大的合理性,可以合理区分不作为的单独正犯与共犯,以及不作为的共同正犯与共犯。在区分制的立法类型下,如何区别“正犯”与“共犯”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观点。在德、日等单层区分制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起着定罪量刑的双重功能,因此,重视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的实质支配力或作用大小的行为支配论有其合理性。而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采用的是以作用分类为主,分工分类为辅的双层区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应以实行行为说作为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标准。

关键词:正犯共犯区分制;支配实行

一、正犯与共犯区分的理论前提——区分制

如何处理二人以上共同参与犯罪这种复杂的犯罪现象,世界各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立法体系:一种是“单一制”,如意大利刑法、丹麦刑法等。在这种体系下,立法不予区分正犯与共犯,而是将所有参与人都视为正犯,只在量刑方面依据各犯罪人的行为程度及作用大小,对各犯罪人做出不同的量刑;二是“区分制”,即正犯与共犯分离体系。采用这种体系的国家有德、日及韩国刑法等。该体系将参与犯罪的各个行为人按照某个特定的标准区分为正犯与共犯,正犯是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中心,共犯依照正犯之刑处断或者减等处罚。在“单一制”的立法例下,由于所有的参与人都被认定为正犯,因此无需讨论正犯与共犯区分的问题,而在“区分制”的共犯体系下,由于参与共同犯罪的行为人被区分为正犯与共犯两类,因此就有了划分正犯与共犯界限的必要。

二、单层区分制下正犯与共犯区分标准的发展历程

1.主观说

它是以因果关系论中的条件说为基础,认为一切先行行为对结果之发生均具有原因力,其价值应该是等同的。因此,正犯和共犯都作为发生犯罪结果的同等价值条件是无法区别的。所以,必须按照行为者的意思、目的、动机、心情等主观的标准来区别正犯和共犯。因此,从主观说来看,若为自己犯罪的意思而参与犯罪的,被认为是正犯,反之为共犯。笔者以为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是抽象的,隐藏在头脑当中的,行为人犯罪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我们很难对其作出判断,因此主观说缺乏规范性,很难确定谁应当是正犯,谁应当是共犯。

2.客观说

(1)形式的客观说。形式的客观说以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为基础,认为共同犯罪参与人中由自己亲自着手实施犯罪构成要件规定之行为的人,是正犯;不是由自己着手实施,而是对犯罪构成要件之行为做准备工作或支持工作的,是参与人。笔者认为,形式的客观说无法解释间接正犯的问题,间接正犯虽然没有亲自着手实施犯罪,但事实上他利用“他人”犯罪与自己使用道具犯罪的直接正犯具有相同的性质。因此间接正犯应属正犯的一种形态,且德国刑法典中的正犯明确包括了间接正犯这一类型。

(2)实质的客观说。实质的客观说是根据因果关系论的原因说区别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和条件,认为对结果来说相当于原因者为正犯,相当于条件者为共犯。实质的客观说又有必要说和同时说两种观点。必要说认为若某一行为对结果的发生是必不可少的原因时,行为人为正犯,若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只是一种条件,并非必不可少,则是共犯。但有些犯罪是不以结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而且实践中是否为必不可少的原因并不容易区别。同时说认为在犯罪行为遂行之时共同起作用的行为是造成犯罪的原因,此行为人为正犯,在犯罪行为遂行之前或之后参与犯罪的行为人为提供条件的共犯。此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共同犯罪的复杂性、多样性,同样不能解释间接正犯的问题。

3.行为支配论

行为支配论又称为犯罪事实支配理论。犯罪事实支配理论认为,正犯系犯罪事实的核心角色或者关键人物,引领、支配整个犯罪事实的进程,而共犯则是边缘角色或者次要人物,对犯罪事实进程并不具有支配性,而只是参与犯罪的进程。正犯对犯罪事实的支配主要包括三种情形:一是亲自实施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人,即直接正犯。二是通过意志支配利用他人行为而间接实现自己犯罪目的的间接正犯。间接正犯利用他人作为工具,从而间接地实现犯罪支配行为,与直接正犯有着相同的性质,因此也应当认为是正犯。三是作为功能性犯罪事实支配的共同正犯。共同正犯通过多人分工实施犯罪行为而实现具体犯罪构成要件,通过部分功能性行为的实施从而起到对整个事件的支配作用。因此,以行为支配论的观点,应当以共同犯罪人对犯罪结果所起的实质作用的大小及对整个犯罪过程所起的支配力大小作为区分正犯与共犯的标准。从以上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标准在向注重实质支配力和作用大小力的方向转变。这一立场的转变是由其立法体系及背景决定的。德国、日本刑法中的正犯与共犯理论采用的是单一分工分类法,正犯不仅起着定罪的作用,还具有评价参与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大小的意义。如果采用形式客观说,就会使未参与犯罪构成要件实行行为但却在犯罪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被认定为共犯,这将会导致罪刑失衡,有违一般人的法感情。为了合理区分正犯与共犯,德、日逐渐突破传统的实行行为界限,而用实际支配力及作用的大小力来区分,即如果对共同犯罪事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者具有支配力,即可认定其为正犯;反之,即使参与了构成要件实行行为,但对犯罪事实没有支配力或者只是对犯罪结果的发生起到很小的作用,即可认定为共犯。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德、日刑法中的正犯也可谓主犯。

总而言之,在我国坚持实行行为说,有着重要的意义,理论方面,与我国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旨在解决定罪,主犯、从犯的区分旨在解決量刑的双层区分制共犯体系相一致;从解决实际问题来看,也更便于实践操作。以实行行为说作为区分正犯、共犯的标准,对于未参与犯罪构成要件实行行为,但却对犯罪事实和结果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即使不构成正犯,也可认定其为主犯而对其加以严惩。而对虽实施实行行为,但作用较小的人,即便认定为正犯,也可按照从犯从轻处罚。因此,以实行行为说作为我国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标准,能够更加灵活的认定各共犯人的犯罪性质和地位,更加有利于实现罪行的均衡。

参考文献:

[1]兰迪.犯罪参与体系:中国图景下的比较与选择[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2期.

[2]郑泽善.正犯与共犯之区别[J].《时代法学》,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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