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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军 后台:危险驾驶入罪的立法评介
2018-12-05 刑事法律圈

摘要: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拟将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正式写入刑法,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在犯罪化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在入罪范围和入罪程度上的谦抑性。草案对危险驾驶罪的个罪归属安排也是值得商榷的,应该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角度对其进行调整。同时新罪名的增加,也会对刑法既有罪名的适用带来影响,这就需要对相关犯罪间的界限进行辩正。

关键词:危险驾驶;犯罪化;谦抑性;危险犯

中图分类号:DF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63(2010)04-0084-04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提交审议,其对原刑法的修改和补充的范围之广为历次修正案之最。其中引起媒体最广泛报道和学界广泛争论的,莫过于拟将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正式纳入到刑法规范范围的规定,即主张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本文试图在解读该条规定立法原意的基础上,分析危险驾驶入罪的现实和理论依据、入罪范围和尺度以及该罪的引入对我国刑法体系协调性的影响,并指出该罪在司法适用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

一、对立法原意的解读:危险驾驶入罪的现实和理论依据

近年来,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致人重伤死亡的惨案频频发生,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民众也极度悲愤,要求严惩肇事者。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汽车拥有数量的大幅增加,各种危险驾驶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急剧增多,而在我国现行刑法框架下,没有造成伤害结果的单纯的危险驾车行为一般并不认定为犯罪,司法实践中对只有造成了实害结果的危险驾驶行为才定为犯罪的做法,已经不能满足民众对于惩处这类案件的心理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基于对民生的保护和加大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安全行为的惩处力度的考虑,草案将危险驾驶行为单独设罪。正如草案说明中所言:“对一些社会危害严重,人民群众反响强烈,原来由行政管理手段或者民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建议规定为犯罪。主要是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的行为……”危险驾驶的多发性、严重社会危害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民众的强烈反响,正是草案为该种行为单独设罪所予以考虑的现实依据,也是现阶段将该种行为纳入刑法调整领域的必要性所在。

其实,对危险驾驶行为单独设罪的主张不管是在学界还是实务界早已有人提及,但入罪的方式和入罪的理由不尽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基于量刑上的考虑,认为对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的行为按照交通肇事罪这一过失犯罪定罪,处罚太轻,罪刑不相适应,不能为民众所接受,而又因主客观方面的限制司法实践中将该类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做法其实也并不合理,据此认为应增设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作为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过渡性罪名;另一类是基于犯罪预防的角度,认为我国刑法對造成危害结果才定罪的规定不合理,缺乏对于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本身的危险性评价,故主张增设危险驾驶罪,以实现对法益的提前保护。显然,草案中的立法模式更倾向于后者。其着眼于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将公共安全领域刑法的规制范围适度扩大,即将原来由行政管理手段调整的发生在交通运输领域的严重违法行为转为由刑事手段调整,通过彰显刑罚惩罚的必然性而非刑罚的严厉性达到威慑潜在犯罪分子的目的,因而该罪是基于政策的理由和最大限度保护法益的要求而设立的。

二、犯罪圈的划定:危险驾驶入罪范围的二维分析

刑罚这种制裁具有强制力,由于它同药效大的药物一样伴有副作用(资格限制与作为犯罪人的烙印),判断以什么作为刑法的对象时,必须慎重考察对某种行为是否有必要动用刑罚来抑制。正是由于刑事制裁手段的特殊性,在犯罪化的过程中应以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为指导,将刑事制裁手段作为控制违反社会规范行为的“最后手段”,保持刑事干预的适度性。具体到交通运输领域的违法行为,就是必须从惩罚的面和惩罚的度两个方面来合理分配行政手段和刑事手段的干预度。这就要求,为了使刑事介入点适当与适度,刑事干预应当遵循两个“边界原则”:一是范围边界;二是程度边界。

(一)危险驾驶入罪的范围边界

由草案可知其规定的危险驾驶罪主要调整两类行为:一是醉酒驾车;二是驾车追逐竞驶也即飙车。而危险驾驶行为本身的外延要比这宽泛得多,纵观各国立法,对危险驾驶行为的种类的规定,除了醉酒驾车和飙车以外,还包括服用毒品或麻醉剂后驾车、没有驾驶技术而驾车等同样极具危险性的驾驶行为。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危险驾驶行为与一般的交通违规行为的界限:尽管像闯红灯、超载等交通违规行为也具有危险性,但前者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威胁以及引起的民众的恐慌要远甚于后者,也正因为危险驾车行为的危险性之“高”以及行为本身所具备的极高的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可能性,人们才考虑使用最具强制性的刑事手段对其进行规制。在我们国家二元化的法律制裁体系下,将一般的交通违规行为由行政管理手段进行调控是合适的。而在危险驾驶行为这个层面上,究竟哪些行为应当犯罪化,这里就需要一个标准。

笔者认为,犯罪既然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那么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就应当作为某种行为人罪的首要标准。据此,没有理由使具备相同或相近社会危害性的两类行为分属两种不同制裁手段的调整。醉酒驾车的危险性来自于醉酒导致的驾驶状态的高度危险,而对于吸毒后驾车而言,吸毒同样会使驾驶者的精神产生异常,从而造成高度危险的驾驶状态,它和醉酒驾车一样与车祸的产生都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毒”后驾车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酒后驾车,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案件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既然草案将醉酒驾车规定为犯罪,那就没有理由将具有相似社会危害性的“毒”后驾车的行为排斥在刑法规范的。领域之外。同样,没有驾驶技术而驾驶的行为是否应当人刑,这也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不能因为这类行为不具有酒后驾车或飙车行为的多发性而忽略它,更不能因为刑事偾查的复杂性或艰难性而使相应的刑事立法处于空白。

(二)危险驾驶人罪的程度边界

入罪的范围边界解决的是哪些行为应当入罪的问题,而在实施同一行为所处的不同强度或不同层面上,其对入刑的要求可能也不一样,只有这种行为达到了特定强度才有必要规定为犯罪,这就是入罪的程度边界。比如同样是故意伤害,只有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才规定为犯罪,造成轻微伤的伤害并不以犯罪论。对于危险驾驶而言,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醉酒驾车或飙车也可能不构成犯罪,只有当这种危险驾驶的行为达到了需要刑法规制的程度才以犯罪论。根据草案的规定,对于醉酒驾车和驾车追逐竞驶的行为,只有“情节恶劣”的,才以犯罪论处,这里的“情节恶劣”便是对

该罪程度边界的规定。“情节恶劣”作为对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程度限制,一方面明确了危险驾驶罪的客观方面的行为特征,有利于定罪;另一方面将情节轻微的危险驾驶行为排除在刑法调整领域之外,防止了犯罪化的过度膨胀。

当然,何为“情节恶劣”,还需要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危险驾驶行为恶劣的程度需能够对安全的驾驶状态产生影响。从国外立法例来看,对于危险驾驶行为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规定在表述上也大同小异。以醉酒驾车为例,日本刑法对“受酒精或者药物”影响的要使行为人达到“难以正常驾驶的状态”,德国刑法和我国台湾刑法则将饮酒至“不能安全驾驶”而开车的行为犯罪化,并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一标准进行了细化,即以呼气中每升的酒精含量达0.55毫克作为“不能安全驾驶”的判断标准。这些成功的立法例,值得我们借鉴。

三、个罪归属:基于对刑法分则体系协调性的考量

我国刑法修正案增设新罪名时一般是在既有相近罪名之后加以排列,作为“刑法第×条之一”,目的是保持刑法典条文总数不变,从而稳定刑法典的结构,此次修正案草案即拟将危险驾驶罪置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即交通肇事罪之后,作为该条条文之一。就危险驾驶和交通肇事之间的关系来看,这样的个罪归属安排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现行刑法有关交通的犯罪中,只有交通肇事罪一个罪名,通常情况下危险驾驶致一定的实害结果发生即可成立本罪,单独的危险驾驶并不构成本罪。此次修正案正是基于对法益提前保护的考虑而单独设立了危险驾驶罪,因而从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之间的渊源来看,将前者置于后者条文之后,无可厚非。然而个罪归属的安排还必须服从分则条文内部协调性的需要,必须遵循既有条文间排列组合所依据的标准或规律,这是为了保证整个刑法体系的结构严谨和内部协调。所以,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角度看,笔者认为,草案对危险驾驶罪的归属安排又是值得商榷的。

在刑法分則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第一百三十一条至一百三十九条包括其中规定交通肇事罪的第一百三十三条,都是属于造成重大责任事故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都属于造成了实害结果才构成犯罪的实害犯,在主观方面都表现为过失。而对于危险驾驶罪而言,并不要求发生实害结果,甚至实害结果的发生还会使犯罪的定性发生变化,更不要求发生所谓的重大责任事故,在性质上也不属于实害犯而是危险犯,也即只要危险驾驶行为对公共安全造成了现实的危险就足以定罪,在主观方面它也属于故意犯罪,把它和交通肇事罪等一起置于造成重大责任事故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中,无疑会造成分则相关条文间的极度不协调。鉴于此,笔者认为将危险驾驶罪置于第一百一十五条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之后更为恰当。首先,从犯罪性质上看,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都属于危险犯,侵害的法益都是公共安全,主观方面都是故意,并且都不要求实害结果的发生,而且实害结果的发生都会排斥本法条的适用而适用其他的法条,比如第一百一十四条中规定的放火、爆炸等行为如果引起了法定的损害结果则不再适用本法条而适用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同样,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了实害结果的,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不同,要么定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要么定交通肇事罪,而不再定本罪。其次,从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关系来看,两罪的联系也是相当紧密的,尤其是与以危险驾驶机动车作为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从而构成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比,两者在主观特征和客观特征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之前就有学者主张将单纯的危险驾驶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以,从两罪之间的渊源来看,将危险驾驶罪归属于第一百一十四条是合适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它的“相近罪名”。

四、罪名适用的理论死角:入罪门槛前置导致相关犯罪间界限模糊

前文已经提及,危险驾驶罪是立法者基于法益前置性保护的考虑而设立的一个罪名,危险驾驶行为不必造成实害结果就可构成犯罪,但在理论上似乎却造成了这样一个矛盾:危险驾驶未造成实害结果的定危险驾驶罪,造成实害结果的定交通肇事罪,而前者是故意犯罪,后者是过失犯罪,实害结果的发生竟使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由故意变成了过失。显然这种结论是不能被接受的。再者,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又该如何划清界限?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危险驾驶罪的内涵,也才能在司法实践中精准地适用这一罪名。下面逐一讨论:

(一)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关系之辩正

危险驾驶与交通肇事本就不是绝对独立的两对范畴,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危险驾驶行为无疑都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若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定交通肇事罪也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在危险驾驶人罪后,这种危险驾驶造成实害结果的行为是定交通肇事罪一罪,还是与危险驾驶罪数罪并罚?笔者认为,仍然应当定交通肇事罪一罪。危险驾驶作为一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是构成交通肇事罪必不可少的要件,如果将构成交通肇事罪在客观方面也要具备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单独定罪,并与交通肇事罪实行数罪并罚,实际上就违反了一行为不重复评价的原则,这种观点实际上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了重复评价。而且即使对危险驾驶行为单独定性,那也应当按照想象竟合犯处理,即危险驾驶行为既触犯了危险驾驶罪,又触犯了交通肇事罪,从而择一重罪,按交通肇事罪处罚,而不是数罪并罚。

那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的异同是否就说明,在危险驾驶致实害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实害结果发生前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就发生了变化?回答显然是否定的,造成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对各自罪名的主观方面所指的内容没有进行区分。危险驾驶罪作为一种危险犯,在客观方面并不以实害结果的发生为构成要件,而根据客观构成要件的故意规制机能,故意的内容由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内容决定,因而危险驾驶罪的故意并不指向实害结果的发生,而只是指对危险驾驶行为引起的危险状态或危险结果所持的态度。同理,交通肇事罪的过失指的是对实害结果的发生所持的态度。所以两罪的故意和过失是针对不同的内容而言的,在危险驾驶致实害结果发生的情况下,两罪主观方面的差异并不会导致在对行为的定性上产生矛盾。

(二)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关系之辩正

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犯罪构成特征上纵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主观上都是故意,侵犯的客体都是公共安全,但区别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客观行为特征方面:危险驾驶行为本身与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同样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它却不具有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所具有的明显的“加害性”。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从着手实施便指向了一定的法益并对之构成威胁,而高危驾车行为一般并不具有“加害性”特征,它的危险性来自行为本身而不是

“加害性”,因而不能将危险驾驶行为看做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危险方法,这也是以往学界反对将单纯的危险驾驶行为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如果行为人出于报复社会、泄愤的目的,故意醉酒驾车,在公共交通领域横冲直撞置不特定多数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此时行为人对于危害公共安全至少存在放任的故意,其行为有了侵害一定法益的明确指向,从而具备了明显的“加害性”,应当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这种以危险驾驶作为犯罪方法的情况下,刑法不再对危险驾驶行为本身进行评价,而只评价行为人利用危险驾驶所实施的犯罪。

从犯罪性质上看,两者都是危险犯,但不同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具体的危险犯,危险驾驶罪则属于抽象的危险犯。前者是指在个案上,已经引起刑法保护客体的危险,此危险状态可以在经验上被感知。后者是指立法上假定,特定的行为方式出现,危险状态即伴随而生;具体个案纵然不生危险,亦不需反证推翻。这一区分的意义在于,对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发生危险结果是构成要件的一部分,认定罪名时需斟酌个案中的各种要素以确认是否对法益造成危险;而对于危险驾驶罪,特定的危险驾驶行为出现,立法上就推定危险结果已经产生,而无需再逐案判断客观上是否发生危险。比如,在德国对醉酒驾车是否构成犯罪的认定中,吐气中每升的酒精含量达到法定的标准即可认定为“不能安全驾驶”,而不必通过一系列测试来考量驾车人的酒精容忍力从而推测其是否能够安全驾驶。

五、结语

关于危险驾驶是否入刑的争论在学界一直没有停歇过,随着近年来媒体对醉酒驾车、飙车肇事案件的广泛报道,严惩酒驾和飙车的呼声更加强烈。此次修正案草案建议增加危险驾驶罪的规定,无疑是对民意的积极回应。从国外立法来看,将醉酒或吸食毒品后驾车、严重超速行驶等危险驾驶行为规定为犯罪的也不在少数。然而在我们国家二元化的法律制裁背景下,行政管理手段是否已经穷尽,危险驾驶人罪又是否会导致犯罪化的过度,这些都是立法者在刑事立法活动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另外,立法应当立足当下的社会现实,保证刑事立法的谦抑和谨慎,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预见性,对于当下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却同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也应当及时犯罪化,这也是发挥刑法一般预防功能和保持刑法稳定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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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宋艺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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